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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莱恩·施密特(Brian Schmidt), 1967年生于美国西部的蒙大拿州。在哈佛大学攻读天文学博士时,他遇到了来自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博士生珍妮·戈登,两人婚后搬到澳洲生活。
31岁那年,施密特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带领团队通过对Ia型超新星的研究发现了宇宙加速膨胀、变冷的证据。2011年,他与美国天文家索尔·佩尔马特和亚当·里斯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目前他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。
今年6月,借在线参加德国林道诺贝尔奖得主大会的机会,施密特接受了《赛先生天文》的专访,畅谈了他对宇宙学进展、新冠与科学、中国天文发展等问题的看法,以及个人的生活日常:农场、酒庄、烹饪和拥有幸福人生的奥秘。
在人人“内卷”的时代,施密特校长轻松的语调和轻松的日常提醒了“焦虑”的学生们,在不懈追求更高更强成就的同时,与同学、老师、家人、朋友、自我相处的时光,也是生活幸福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提问:施密特博士您好,先向我们描绘一下您每天的生活吧?
施密特:我住在离堪培拉不远的一个农场上。每天早上六点起床,吃完早饭就和我妻子出去散步,顺便喂马、喂鸡、捡鸡蛋、遛狗。八点左右我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我现在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校长,每天要开很多会,见跟学校相关的各种人,包括校友、大使等,还要参加各种公开活动。总之我每天大概要参加十到十五个会议或者活动。在这些事情的间隙,我努力抽时间思考怎么把学校办得更好。一般每年我还有十二、三次境外出差,去年这部分(因为疫情的原因)倒是免了。
提问:似乎新冠对您的工作影响不大。
施密特:是的。去年三到六月(澳大利亚)封城期间,我在家办公了三个月。后来我们所在的首都地区一直没有新冠病例,生活和工作都是正常的,就是不能去外地。
提问:新冠期间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事,包括拒绝戴口罩、反对打疫苗和各种阴谋论。您认为这折射出科学在社会上处于什么地位?
施密特:新冠期间很多事情都和科学有关,因此科学与普通人之间“别扭”的关系(very uncomfortable relationship)也凸显出来。这种现象在每个国家都有,中国有,澳大利亚也有。尤其是我出生的美国,人民的信念与科学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。人们喜欢科学,但又不相信科学。
我觉得多数人还是懂得科学的重要性。一小部分人对科学持否定态度,他们欢迎科学给生活带来的好处,但又在别的事上对科学进行妖魔化。很荒谬,但他们就是这样。
提问:关于宇宙膨胀的研究,最近二三十年有哪些主要进展?
施密特:进展比较缓慢。不同的测量方法或多或少都指向我们1998年发表的结果(Schmidt et al. 1998, ApJ, 507, 46)。仅有的“波澜”应该是我的同事亚当·里斯(Adam Reiss,美国天体物理学家,与施密特同为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)用邻近星系超新星对哈勃常数做了更详尽的分析。他得到的值比目前高了5%到6%。我在考虑会不会是局部测量出现了一个小错误。还有一篇关于恒星和尘埃颜色的文章,很有趣,但应该也是比较次要的结论。
很遗憾地说,整个宇宙学领域的进展不大。大家做了很多工作,测量也越来越准确,但没有新的基础性的发现。相形之下,引力波物理学的兴起是非常令人兴奋的!就在昨天,科学家们首次探测到了黑洞与中子星的合并(指2021年6月29日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相关论文)。要知道这是我一直都非常感兴趣的领域,而且在近几年变得越来越有趣了。
提问:您怎么看待中国天文学的发展?如果想要做出原创性的发现,中国的机会在哪里?
施密特:中国在各个科学领域的发展相当迅速。把年轻人送到国外读书,然后回国工作是一种成功的策略。现在中国国内的大学也办得有声有色。总之中国学生和科学家的质量都很高。
就观测天文学来说,在射电天文领域,FAST受到全球瞩目,相信它在脉冲星研究上会有很多收获。随着波多黎各的Arecibo望远镜的倒塌,FAST真是特别的存在了。中国还参与了正在南非和澳大利亚建设的平方公里阵列(SKA)项目,这对中国天文也是一件大事。在光学领域,中国也有郭守敬望远镜等先进的设备。但遗憾的是,兴隆的夜晚已经不是很适合天文观测了。
实际上,中国境内(以前的)的观测台址都不算理想。青藏高原还可以,但跟夏威夷和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相比差了很多。我鼓励中国多参与在夏威夷和智利的项目,否则中国的天文发展会受到限制。比如三十米望远镜(TMT)项目,虽然夏威夷当地的情况很复杂,望远镜本身的技术挑战也不小,但我仍鼓励中国留在这个项目里。
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好的台址,我很担心人们有时候忘了这个事实。我一向呼吁不要在澳大利亚建望远镜,因为就算建了也没有竞争力。说实话,如果我愿意,我应该能搞到钱来建一个。但是我不想花很多钱去做一件二流的事。在天文领域,没人想做二流的事。
提问:再聊聊您的生活。我很喜欢看您教大家做披萨的视频。最近都做什么好吃的?你最 喜欢的一道中国菜是什么?
施密特:其实我什么菜都做。我喜欢用应季的原料做应季的菜,我刚做了意大利肉酱,准备配着通心粉和我家鸡下的蛋当今天的晚饭。我也喜欢做甜点,最近用我农场结的苹果做了苹果馅饼。这里的关键是要把面团撑开到一米乘以一米以上,皮才够薄,可能跟你们制作馄饨皮的方法有点像。
至于我最喜欢的中国菜?嗯,我头一次来北京是2012年的国际天文学大会。我来的时候就想好了,要每天吃一只北京烤鸭。结果我连吃了六天,终于吃撑了。但我真是爱北京烤鸭,很多人都知道我自己会在家做着吃。
提问:您自己会做北京烤鸭?
施密特:对!好久没做了。要把鸭子用热水烫、腌上,然后放冰箱里几天让它失掉一些水分。然后再涂上料,放烤箱里烤,这样烤出来皮还很脆呢。没有在北京吃到的那么好吃,但我觉得自己做的还行。
提问:太棒了。您还有一家葡萄酒厂?
施密特:是的。我家离堪培拉开车只要20分钟,我的农场大概是35公顷。葡萄酒厂主要生产黑皮诺(Pinot Noir,一种葡萄品种)。现在澳洲是冬天,所以我们刚让人修理完葡萄园。最近学校工作太忙,只好请了帮手。但我还是很喜欢自己在葡萄园里做些事,非常治愈,干着活就忘记了压力。我喜欢自己动手做这些事。
提问:您的人生看起来很完美。很年轻就得了诺贝尔奖,在天文以外也心想事成,家庭和谐美满。在中国您这样的人可以称为“人生赢家”。回头看看,您有没有遗憾的事?
施密特:没有太多遗憾。我可能经常给人留下事业有成之类的印象,但我觉得我的人生其实特别正常。我的内心感受是,无论诺贝尔奖还是终身教职,这些都不是我人生幸福的根本。让我感到幸福的是与亲朋好友在一起的时光。我喜欢搞天文,学习新知识,但我享受的是这个过程,而非结果。这就有点像照顾我的葡萄园:我固然喜欢最 后酿一杯好酒,但更重要的还是照顾葡萄、查看细节等诸如此类的事。
希望大家明白,获得诺贝尔奖、管理大学这种事也是有缺点的。我的工作量大得惊人,几乎难以承受。要为几千人操心,我的压力太大。据我所知,每个人的生活里都充满妥协。看似完美的人生,实则不然。不论你做什么,总是要对生活妥协。
我仅有的遗憾可能是在妻子珍妮快要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,我还在为宇宙加速膨胀的大发现忙得不可开交。她当时承受了很大压力。我真希望当时能够多分担一些,即使耽误一点时间我们还是会发现宇宙是在加速膨胀的。
我努力平衡自己的生活。我对生活很满意,不是因为我的成就,而是因为我的家人朋友,认识到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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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联教育家,苏联教育学的创建者之一曾说: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天然的基层细胞,人类美好的生活在这里实现,人类胜利的力量在这里滋长。看完澳国立校长、诺奖得主的农场日常,同学们有没有对澳洲这个“反内卷”的国家有更深刻的印象呢?
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一些遗憾,重要的是自己努力后能得到什么,希望大家都能从本文中学到选择的智慧、得到努力的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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